2024年10月11日
第一章
如何理解城市？传统的概念是从消费侧出发，强调城市是居民自发的秩序，因而在定义中更强调人的密度等指标。作者则从供给侧出发，强调城市是公共服务和产品的集合，是所谓“常驻的匪帮”出于管理的目的构建而成。在这种立论下，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城市的构建者，亦即政府，就如同生产企业，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和产品；而城市的居民，就如同消费者，购买的是上述公共服务和产品。由是将城市的概念内嵌入经济学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而言，使用的人越多，成本便越低。为了更加高效地获得收益，就必须在特定的空间中堆叠更多的人口。从这种意义上，“高密度只是城市公共服务投入—产出效率和城市竞争的自然结果，而非城市形成的原因”。由是，作者完成了对传统城市概念的批判。（Q：这种人口的集聚，似乎是自发的结果，而非外力所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否存在容积高和质量好的分类区别？人口被吸引而来，似乎是由于质量，而非容积。对于特大城市而言，过于拥挤，为什么还会对人口有吸引力？）
第二章
作者在本章中，对“土地财政（金融）”进行了捍卫。作者曾经担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其时市委书记为何立峰，发改委主任为郑栅洁。因此作者从置身事内的视角，对土地财政的观察有别于外部审视。下面，我愿对作者的观点进行逻辑线条的再构建：
作者在论证土地财政之前，首先要先完成几个立论，第一个立论，关于城市的概念，已经在第一章完成了。既然城市是公共服务的集合，那么“公共服务是城市土地价值的唯一来源”，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的一次性投资，所以关键的问题取决于投资（资本）从何而来？由此，作者引出了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区别。
作者认为，对于传统经济，资本只能来源于过去剩余价值的积累；对于现代经济，通过金融工具，资本可以来源于对外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在传统经济（作者定义为，1971年布林顿森林协议垮台，宣告美元正式成为信用货币，代表世界正式进入现代经济）中，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其可以通过掠夺殖民地的方式，迅速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启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而对于中国而言，在已经失去了开拓殖民地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情况下，其只能通过内部资本转移，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由农业部门将剩余供应给工业部门，由农村输血给城市，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用于启动工业化（值得指出的是，其观点与温铁军是相同的）。然后，这种积累显然是不足的，已无力提供给城市化进程，因此，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始终维持在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几之间。
（Q：作者在卷首，提出一个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究竟是否具备因果关系？如果中国工业化起步的过程是站得住脚的话，似乎可以说明工业化和城市化具有独立性，可以存在较强的工业基础而缺失城市基础。）
2024年10月12日
第二章
作者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土地是私有的，那么如果改进了公共服务，会通过地产升值的方式，由土地占有者首先享受利益。于是，政府就要通过税收，也就是二次分配，把这部分收益，转移过来。于是，这就会出现政府与纳税人的博弈，导致利益漏失。（这段话的前提立论是，土地本身只是沙子，是没有价值的，价值体现在附着在土地上的公共服务）而如果土地是国有的，那么提升公共服务，收益从一开始就被政府完全占有。
由于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搞了土地革命，后来为了降低工农业交易成本（满头乱发到编成辫子）将农村土地归于集体（具体过程还需要再研究一下），城市土地归于国有，中国就具备了后者的优势，这是中国可以搞“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作者反复强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由82年宪法确立，从宪法学的角度，这是对中国既成事实的最高法确认。
因此，相较于西方国家需要政府抵押未来的税收，发行市政债券来进行公共服务投资，中国（地方政府，这主要可能源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地方能够掌控税源很少，但当时规模还比较小的土地收入被划归地方所有）则可以占有土地收入，而其本质，是“通过出售土地未来的增值，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次性投资融资”。结合第一段，西方国家抵押的是“利益漏失相对较高的”税收收入，而我们抵押的直接就是“未来的土地增值”，于是效率一定会更高。因此，作者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政府是企业，西方国家是靠发行债券融资，而中国是靠发行“城市股票”融资。亦从这个角度，作者认为，土地财政称之为财政不准确，更应该称之为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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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这一段，我想荡开一处闲笔。作者称，土地为中国货币提供了另一个“锚”（作者也承认，由于联系汇率制度，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储备是人民币的“锚”）。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后，美元彻底成为“漂流物”，不再有实物作支撑，成为信用货币，（全球化亦从产业全球化变成金融全球化）。所以货币，相当于对应两种“事物”，其一是实物，其二是虚拟的信用。如果只有实物，那么货币超发，投映到每一个物的货币量增多，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但现在有了信用，信用是预期、是信心、是既可以无限大、是又可以无限小，原理上可以承载无限量的货币。所以货币超发，如果信用足够，支撑起超发的货币量，那么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作者实际上是在说，土地（房地产）是中国的货币“蓄水池”。
由此似乎可以推导，房子如果成为货币的载体，亦即信用的载体，亦亦即融资的标的，那么其必然就是一个投资品。所以如果这样看来，“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就是一个伪命题。
此处我开始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西方国家的房子不能对未来进行贴现吗，不会把未来的收益体现进今天的房价吗？一定是可以的，但作者想表达的观点，似乎是一个效率的问题。中国的房子，除了居住的“刚需”外，还有“分红”的功能——用作者的话说，“不仅可分享现在公共服务带来的租值，还可以分享未来新增服务带来的租值”（Q：这里的租值包括哪些内容？除了基础设施、交通等显性的外，有无隐性的？这种租值是否有上限？如果有，那人们认识到这种预期的天花板，会发生什么？）。其背后的逻辑，似乎又回到了第一段：对于西方国家的人们，他们认识到，政府在难于提高税收额和税收效率的情况下，就怠于提供新增的公共服务，于是他们的预期一定比中国人的预期低——因为中国政府拥有土地，会更倾向于提供更多服务，以便于进一步推高自己的资产价格。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理性人”看重房子“分红”的功能，其实就是把房子当作分红的工具，这就是一种“炒”。
2024年10月13日
在继续到土地财政的风险和问题这一部分之前，先提出一个问题。作者讲，土地财政打破了西方国家“税收-金融”体制，创造了比西方国家更廉价的资本。这里绕不开一个问题，何谓资本？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资本是投入生产的要素。这里是说货币吗？某种程度上是的。货币为何稀缺？因为如果没有土地创造的信用，货币只能对应实物，而实物是有限的。但是有了土地，就有了信用，继而能够对应可以在经济中流通的更多货币，从而将经济盘活。
因此，我个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创造资本，其实讲的是创造“初始信用”的概念。作者在后文中也讲，高效率的资本生成，缓解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信用饥渴。
开始讲分析。作者认为，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有四点风险：一是将不动产变为投资品。这一点，在昨天的读书笔记中，已经分析过了。二是拉大贫富差距。亦即，能够“上车买房”的人，搭便车赚取了城市化的红利。三是占用大量资源。作者说，土地融资，“会超出实际需求制造大量只有信用价值没有真实消费需求的‘鬼楼’甚至‘鬼城’”。这里我想打开，尝试再分析几句。如前所述，中国的不动产有两个属性，其一是居住，其二是投资。这种投资的收益，来源于对这套房子未来70年租值（而且不断上涨，因为公共服务会更好）的折现，换言之，是对未来这座城市的预期贴现。但是，当前如果这个城市没有办法吸引那么多人，供需关系是供大于求，这些房子没有人入住，前一种价值得不到实现，就回到作者的论断。这里的真实消费需求，指的是for the time being，此时此刻的需求。至于这种需求何时才会出现，要看未来城市发展如何，是一个未知数。但至少就此时此刻而言，为了信用价值建设的房子，其实并无用武之地，相对就是资源的浪费。四是带来金融风险。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词，叫做土地抵押，也就是地方政府并非将土地使用权卖出，而是将土地抵押出去换取资本，土地定价的基础是房价（而房价因信用膨胀而高企）。如果房价暴跌，抵押资产贬值，地方政府要么需要补充抵押品，要么需要清偿债务，在土地就是政府的信用基础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并无其他要素可供抵押，手中也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可供清偿债务，势必破产，引发全系统的金融危机。
但我们是否能够放弃土地财政，在其有无数弊端的情况下？作者认为不行。既然土地财政的出发点，是政府借土地这种要素换取未来的城市收益，是一种城市化融资模式；那么放弃土地财政，就意味着，要找到新的融资模式。目前相对成熟的，就是西方国家的“税收-金融”模式。因此，放弃土地财政的问题，就转换为，能否找到新的融资模式，或者成熟的“税收-金融”模式能否接续发力的问题。作者认为不行，就是指中国不具备间接税加税的条件，也不具备直接税开征的条件。
首先，需要看看现状，作者援引的数据是2011年的数据，我找到了相对较新的数据：2012-2022年，我国直接税比重从37.99%逐渐提升至48.15%，间接税比重从60.92%下降至48.30%。（美国直接税2018年占比为71.3%）间接税因为是流转税，居民不直接感受，因此税负痛感不高。在这种现状下，加征什么税？如果加征间接税，间接税本身水平已经很高，企业承担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如果加征直接税，居民直接感受到痛苦，造成非帕累托改进，影响社会稳定。因此，这似乎成为一步死棋。
作者进一步指出，为什么间接税很高，企业仍愿意投资兴业？恰恰因为土地财政，政府腰包鼓鼓，能否拿出钱来，对企业提供大额补贴（Q：听上去，企业交的税给了中央，地方土地的钱补给企业，因此，中央也从土地财政中获得了间接的收益）。但如果没有了土地财政，那么这种补贴就成了无源之水；如果进一步加大间接税税负力度，那么企业将更加难以为继，“国际竞争力受到极大影响”。
于是，这成了一个“按起葫芦浮起瓢”的关联两难问题。
2024年10月15日
在调整优化土地财政这部分内容中，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作者作为体制内干部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他知道不能激进，要妥协，要折中。这种思想，在黄奇帆的《重组与突破》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亦即事缓则圆，要有远期思维，要坚持时间换空间等等。因而作者提出，要“积小改为大改，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但最后的结局，就是调整至税收-金融体系当中。在城市化还没有完成的阶段，要区分出已完成城市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存量部分，和还没有完成的增量部分，针对不同的利益主体制定针对性政策。
作者用很大的篇幅，阐述对于增量部分，要如何优化土地财政政策。作者首先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既要又要：一方面，要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另一方面，要满足消费需求。作者认为，要通过构建两个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市场，把两个政策目标区分开来分别加以实现：在投资市场，防止泡沫破裂；在消费市场，实现居者有其屋。
对于后者而言，作者提出要推动实现“保障房”的“全覆盖”。全覆盖的目的，是为了杜绝寻租和腐败，因为门槛足够低，只要没有房，就可以申请。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足够的钱，这个“钱”，如前所述，必然不可能是剩余的积累，必须是未来的贴现。但如果保障房无法上市流通，没有价格的标签，就没有市场的定价，就不存在对当下的贴现可言。所以可以通过先租后买的方式，对未来的上市流通提供一种可能性，从而换取“贴现”。这个模式与传统的“土地财政”有何区别？作者认为，传统的“土地财政”，是补贴地价来补贴企业；而全覆盖的保障房，则是通过补贴劳动力来补贴企业。
在这里，作者将户籍制度与土地财政关联起来。在城市间流动的农民，如果在一夜之间被取消了户籍制度，自动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那么政府便无力承担，这是问题的症结。由于没有直接的纳税人（这里是指对于财产直接征税），城市无法甄别该为谁提供服务，就只好用户籍这种“笨拙但有效”的方式来人为划定供养范围。而，用财产税来取代户籍制度的前提，是大家拥有财产。如果在城市的农民，没有财产，就无法成为合格的纳税人，如果再放开小产权，结果就会是满目的“贫民窟”，成为南美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解决问题的前提，就是让居民，能够拥有一个可以稳定增值的不动产，从而让大家具备成为合格纳税人的资格。而作者认为的解决路径，就是“保障房”制度。
-这里多插一句话：读到这里，想到了温铁军的论断。作者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就是大量进入城市的居民部委城市公共产品付费，贫民窟即是如此。温铁军说，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工进城，没有造成贫民窟呢？因为农民还没有失地，家乡的农村就永远是后盾，经济危机时，没有工作，留不下城市就收拾铺盖返回乡梓。那么为什么，进城的农民不赖在城里，在不交税的情况下占城市公共产品的便宜呢？因为户籍制度，因为不承认小产权，于是限制了农民工占便宜的收益。所以这是一个“两端”都在发力的制度。我想进一步提一个问题：如果有了保障房制度，农民会不会彻底抛弃农村，来到城市。按照现在农村的发展现状，我认为农村只是不得已的后盾，而并不具备其他吸引力，所以答案是会的。这是后续政府能够承受的结果吗？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策，取舍值得进一步分析。
2024年10月16日
第三章
第三章仍然讨论的是土地财政问题，相当于更像是一篇辩论文，是竖起靶子、然后打掉靶子。摘几个感兴趣的观点，再次研究一下：
第一，我个人认为，土地财政在资本不足的改革开放初期，注入了信用，并由此带动了资本的增长，结论已经可以成立了。现在的问题在于，当下有没有必要“换挡”？是要彻底“换挡”，还是要“兼用”？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问题究竟在哪里？（此处似有必要和后文的百年变局结合起来一并考虑，先在这里暂停住，留下一个活口）
第二，作者提到一个工具中性的问题，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作者说，“在债务市场，美国政府也透支信用，增加福利讨好选民，美联储也以新债还旧债，但这不是债务市场本身有问题”；因此，“土地信用被用于透支、追求政绩、违约等，也是工具使用的问题”。这句话道理上成立，但如果制度设计上规避不了这些问题，那么也不得不舍弃这种工具。
今天的局面，是一脉相承的，从建国土地革命实现土地国有化，到改革开放土地财政点燃了信用，到今天我们面临这个转折点，确实应该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今天也许我们站在了新的三十年的起点，更应该用历史的思维去看待和分析当前的问题，站在前人的路上去思考未来的路。
第四章
为了描述经济转型，作者从马克思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出发，将之与古典增长理论（边际收入-边际支出大于0）和熊彼特式增长理论（新增商业模式剩余-摧毁商业模式剩余大于0）结合起来，提出了两个阶段的增长模型，即：
资本型：资本型收入-资本型支出=资本型剩余
运营型：运营型收入-运营型支出=运营型剩余
资本型增长重在花钱，重在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运营型增长重在挣钱，重在加大现金流收入。当从资本型增长转为运营型增长，即意味着经济转型。
接下来一个问题很重要，如果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有剩余，一个阶段有缺口，能否相互弥补？作者认为不可行，原因在于，前者是金融创造的，是对未来收益的贴现；后者则是持续的投入。更高的前者，意味着更高的债务及利息。如果没有运营型收入做支撑，就会陷入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就是如此，一个政府明明没有那么高的收入，却想要维持同样的福利水平，通过举债得到的资本性收入来弥补缺口，从而陷入债务循环。反之，如果用运营型收入去补贴资本型缺口，是否可行？作者也认为不可行，他以中国为例，认为这种方式导致分工萎缩、过于内卷，曾面临巨大的困难。
我认为作者的“不可替代性”似乎值得商榷。先说由运营性收入补贴资本性支出，如果无法补贴，在传统经济理论中，那么后发国家就绝无可能赶上先发国家，因为先发国家通过掠夺殖民地获取到了原始积累，后发国家失去这个条件，即便等待、忍耐、勤奋再久，这个愿望也无法实现。但事实上，中国在苏联撤资又与西方交恶的60年代，不就是工农业剪刀差，实现了城市的工业化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用农村的收入去补贴了城市的支出，在微观上应该算成是几个等式？（由此我隐隐感觉，中国幅员辽阔，有城市有乡村，有东部、中部、西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互支持、相互补贴、相互牺牲，有足够的空间去腾挪，可以说是中国的幸事了）。所以，这个补贴能否成立，关键是能不能找到牺牲者？但是即便没有牺牲者，我们的父辈“攒钱买房”，不恰恰说明，我们自己也可以担任牺牲者，通过自己某些方面的牺牲，换取另外一些方面的收益吗？再换句话说，西方国家掠夺殖民地的剩余，不恰恰是以殖民地居民的牺牲，换取了自己的资本支出吗？
对于资本性收入补贴运营性支出，其实日常很常见，就是“举债消费”，因为债务一定会有利息，所以这就转化为了一个“消费”对于“收入”的促进的值，能不能大于利息的问题。如果可以大于利息，那么这种补贴就是成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代人，强调要更多的投资自己，或者有的人美其名曰要把钱花在“生产力工具”上，其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种“消费”能够产生大于“利息”的“收益”。只是，欧洲人不争气，“福利”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而已。
所以，“不可替代性”是不足以成立的，对于前者，关键就是能不能找到牺牲者以及能不能承受这种牺牲；对于后者，关键就在于，这种“消费”能否产生大于“利息”的“收益”。
2024年10月16日
作者这一章的内容，与前几章几乎相同。有个观点摘录一下：格雷欣法则，提出“劣币驱逐良币”，这是实物货币时代。到了信用货币时代，而信用体现在对未来收益的贴现，所以高信用，其实就是高杠杆，对应的就是作者说的“高贴现率”，也就是泡沫。在信用货币时代，体现为“高泡沫驱逐低泡沫”，一种廉价的资本将横扫世界，其他价格更高的资本将难以与之为敌。
关于国进民退，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三个，股市、债市、房地产市场（房市虽然是实物市场，但其为何能被视为资本市场，前面已有论述）。股市、债市，是以企业信用为支撑，我们处在落后状态。目前中国的资本结构，是土地财政为基础的创造的信用资本，而这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作者这里说“面对巨额的高风险投资，只有廉价的政府资本才能承受巨大的风险”，我觉得这里逻辑有跳跃。其实不如回到所谓“高泡沫驱逐低泡沫”，一定是“廉价的”政府资本会大行其是。所以，中国经济不得不是“国进民退”，也就是政府重资产，而企业轻资产。作者后面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在政府投资成功之后，民营经济的轻资产再嫁接到政府的重资产上，政府的公共投资成为企业私人投资的基础。这其实并不是与民争利，用作者的比喻就很生动：民营经济就像是各种各样的电器，而政府提供的是插座，插座背后的是煤矿、电厂和电网，使民营经济得以轻装上阵。
说到这里，我想延伸几点：第一，中国的股市和债市为什么没有办法发展起来？似乎就像是一个漏水池，是政府的信用水涨，才有企业的信用船高，政府的信用资本就如同几个套嵌的盆子，里面的水满了，才能外溢到下一个盆中。因为企业自己生成不了或者很难生成“高泡沫”，这就是股市和债市难以兴旺的原因。换句话说，这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高泡沫”驱逐了股市和债市的“低泡沫”。第二，国进民退也许是个伪命题。如果上面的论述成立，只要国家不轻易踏足“电器”，与民争利，而是用于营造环境，那国进民退没有什么不好。这个时候，我觉得回到作者的逻辑是无误的，重资产的风险，由政府来替企业承担，这是中国企业的幸事。第三，我现在越来越理解，一切的行为，有收益，就有成本（有圣就有盗，有高山就有深渊，有天地悬殊就有腥风血雨，哈哈）。企业虽然能够轻装上阵，但在这种房地产市场的挤压下，获得融资的成本势必加大，会很难。作者在后文提到一个观点，还是从两阶段出发，高贴现倍数，也就是高杠杆，有利于第一阶段的资本型增长，也就有利于高技术、研发等高风险创业型活动，但不利于第二阶段的运营型增长，因为高杠杆对应的就是高债务，所以不利于现行的实体经济。（开头和结尾所说的，似乎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有待明天继续思考）。
2024年10月17日
写到这里，基本追上了看书的进度，估计后面再保持每天1000字可能会比较难。先跳过了第五章危机应对，不过这部分的内容也值得去思考。先写第六章“全球博弈”中的“资本与劳动的两难”。作者首先对两阶段增长模型进行了简化，第一阶段还好，资本型增长，核心在于资本；第二阶段，运营型增长，由于现金流支出主要与劳动相关，因此将之简化为劳动。（Q：为何前者取了收入，后者取了支出？）所以两阶段，相应就简化为“资本-劳动”的关系。作者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关系的论述：第一是关于估值，由上面所讲的，现代经济中，资本由信用而来，而信用就是未来收益的贴现，也就成为劳动的贴现。作者在这里的思维混乱，我重新读也没太读懂，先放一下。第二是关于竞争，如果两阶段增长模式同时存在，……似乎也不成立。我感觉到，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何运营型增长能被简单地以劳动力代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后面的推论均存在问题。
今天先到这里吧，感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24年10月18日
先摘一个数字：美林银行研究部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家庭财富近六成配置于房地产，其次是银行存款，占23%，股票与不动产之比为1:28；而在美国家庭财富中，房地产、股票及养老金分别为27%、26%、23%，存款仅占12%，股票与不动产之比接近1:1。这个数据足以反映出，中美资本市场的差异，美国相对均衡，更倚重股票市场，而中国则完全聚焦在房地产市场。所以作者认为，美国股票市场的真正对手，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同其他资本市场一样，是否崩盘取决于是否可以维持正的信用冗余”。“原本依托强大资本市场的美国私人企业，在与获得地方政府支持的中国企业竞争时失去了压倒性优势。”“因此，美国真正在意耳朵，是要消灭中国商业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地方政府与企业间的资本联系。”“资本价值源于资产未来现金流的贴现，现金流乃是资本市场的血液。”
作者的三个观点，我们先记录下来，再尝试作分析：
止血，即减少或停止不能带来现金流的新投资。可能说的不对，我觉得作者的两阶段模型是有道理的，或者说是两条线，是相互关联的。先不说地方债务危机的成因，就说在现在，地方债务危机说白了，就是资不抵债（似乎其前一阶段是，收入不抵利息）。把地方的土地市场看成是股票市场是不合理的，因为地方政府搞土地抵押借钱，明明是一个债券市场。这不是发行股票生成资本，而是举债投资。所以这就涉及一个，新投资的收入，如果连利息都还不上，新投资本身又产生了利息，就成为一个滚雪球的过程。
造血，即尽一切可能扩大、扶持现金流收入。地方政府的收入，就是企业税收。企业税收，说到底，是对产业的扶持——“拥有信用的地方政府，只有设法将土地市场的信用传递给能够带来现金流的本地企业，政府和企业才能一起成长”。而传递信用，在作者看来，就是“在私人资本无力进入的领域，国有资本必须带头进入”“国有资本不是与民争利，而是开疆拓土，打下市场后，再有民营经济跟进”。
输血，即增大地方政府在现金流分配中的比例。作者指出“最优税收的本质，就是寻找中央、地方、企业、家庭四个层级在总现金流剩余中的最优分配比例”。在中美博弈，即资本市场的博弈，即股票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博弈，地方政府是最需要现金流的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