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悠长，天地间有个岛屿。”
你离你的故乡有多远？无论是地理上，还是精神上。三毛的撒哈拉，李娟的阿勒泰。青年作家龚万莹写下关于故乡鼓浪屿的小说《岛屿的厝》。塑形南方岛屿的少年记忆与成人往事。
老厝、歌仔戏台、菜市钟楼舞厅、福寿殡葬一条龙、山顶白色庭园……那些老地方终将被新地标覆盖，那里的老故事只存活于岛民们的记忆中。
跟外地游客故意讲闽南语的阿丽嬷、骂人气势惊人的海鲜饭店老板娘阿霞、衬衫领带配短裤的杂货店阿伯油葱……他们不是旅游景点的NPC，每个人都有深藏心底的情愫与伤痛。
时代的浪潮吞噬着一切，老一辈离开，里面的年轻人呢？
今年夏天，龚万莹与评论家、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诗人、批评家评论家、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以及青年评论家陈思一起，做客北京码字人书店，进行了一场关于岛屿的文学对话。
“写这本书就像随身携带一座岛屿，随时因为这座岛召唤一场雨水”——龚万莹
龚万莹：我记得去读书时，我妈妈什么东西说可以都不带，但要带两样东西，一个是一小杯我们那里的水，然后是一小包厦门买的米。她说以前的时候游子都是这样，当我们去很远的地方，要带米和水，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把它们煮成粥吃下去，对身体比较好。
写这本书有点类似于把自己家乡的米和水带在身边，这样我可以随身携带一座岛屿，哪怕在干到起疹子的北京，也可以因为这座岛屿召唤一场雨水。
杨庆祥：我觉得这本书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潮湿。我是半个南方人，但我不喜欢潮湿。但文学不一样，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大方向就是太清楚、太清晰、太干燥，好像有很多力量在搏击，干得可以划一根火柴，甚至不用划火柴就炸了，这种昂扬的意志和力量是有问题的。这种潮湿的气息恰恰是对那样一种气息的对冲或者缓和。
第二个词就是温柔。这种潮湿的气息带来一种文字的特别温柔、切近，很体贴的感觉。她不像是写小说或者讲故事，她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龚万莹的整个小说的语感是非常低的，是一个低音部。哪怕里面涉及到家国之变、去国还乡、历史巨变、历史伤痛，但每个人都是在喃喃低语，在讲自己的故事。我们讨论作品时，声音不能太大，太大了就把作品里美好的东西吓跑了。
第三个关键词是梦幻，里面写的很多都是梦。除了真实的梦境之外，她对每个地方的回忆、对每个人物的书写其实都带有这种梦幻建构的性质，就像童话。即使有很剧烈的历史沧桑或者家国巨变，她会用梦的叙事方式把历史的紧张感消弥掉，最后变成了小姑娘的梦，或者是少女的梦，在梦里把故事讲完。
第四个关键词就是呵护。她非常小心翼翼地用她的形式和语言来呵护这个梦，也是呵护这个故事，这个意义特别重要。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强调的一个理念。我说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学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我们觉得它有很高的标准，那是精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世界精神建构很重要的部分。但我觉得文学还有个特别重要的面向，它是每一个普通人，集体的普通人呵护自己的生命和呵护自己的故事的一种方式。我一直强调一个理念，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很尴尬的处境里，我们对文学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的要求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能力把自己最普通的故事讲述出来。讲述的过程中，如果你找到了切近自己生命故事的方式，比如万莹的《岛屿的厝》找到了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是自己的地理、自己的记忆、自己的语言（温柔的语言）、自己的气息（潮湿的气息）、自己的姿态（呵护的姿态），找到了这一切，把故事讲出来，就变成了很好的艺术品，这个写作就成了，就变成了一种高质量的文学写作。
我觉得你一开始的发愿，是要把自己的故事和生命的情状表述出来。《岛屿的厝》里表达得特别好，而且特别有自己的特色。一开始就建构了自己的风格，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书）是既在中心又不在中心，它和中心总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陈思
陈思：最初我理解这本书，就是一个词：“距离”。
首先，这本书与现在文坛上通行的文学，在气息、风景、情调、情怀、故事架构上都有距离。尽管里面有很多闽南方言，但你把它丢到海峡对面，跟台湾文学做比较，还是有巨大的区别，它是有距离的作品。
第二，书描写的空间是一个岛屿，这个岛屿是鼓浪屿。鼓浪屿是距离厦门市中心800米的海岛，它和中心总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
第三，这本小说之所以写成是万莹离开鼓浪屿到外面看世界回望故乡的产物，如果不是作者和家乡已经有了一定的反思性的距离，这个作品是不会诞生的。
“将来的写作，坚持方言的同时，要完成它的归化，这是万莹未来的重要任务。”——张清华
张清华：中国文学，我觉得从轴线上来讲，它是个工字形，就是以黄河作为第一道横线。在先秦时代，基本上我们的文学轴线是黄河流域。从战国后期，从楚辞发明以后，中国文学的重心开始向南方弥漫。
万莹的小说一出手，音色就与众不同，给我非常深的感触。它为什么吸引我，吸引我们。因为她的语言里面有非常浓重的南方腔调。南方的腔调来到北方，做一个旅行，它会产生新的意义。
方言需要有一种归化，就是要把南方的那种方言归化为以普通话为主的，以现代汉语的基本规范为主，略带地方性的这样一种表述、一种结构。如果你不能完成这种改造，你是不能进入到公共传播领域的。
张清华：你们方言里叫厝（cuo）吗？
龚万莹：是cu。
张清华：这是古汉语的表达。我们的很多古语其实是客家人，或者其他原因南迁南方，在南方的语言里能找到更多历史中北方的古音。厝这个字用的特别妙，它像是非常核心的意象。因为房子既是一个器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古老的怀旧。这恰好把万莹小说的神韵带出来了。
我打开第一篇就像一首叙事诗，也是非常抒情的诗，名字写得非常有诗意，《大厝雨暝》，是风雨如晦的老房子，在天地之间，在茫茫的宇宙古老的时空来坐落着，这比有一个老人和她的外孙女，基本是一老一小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对话与交往。最后是老太太把孙女带到了墓地，墓地可以说是提前到来的死亡，外公已经在墓地里了，外婆还活在人间，但已然是一个老人了，墓碑上已然刻上了外婆的名字。这其实也是北方很多地方的风俗。这在小说里给我构成了非常强烈的震撼。
就像在雨天看见时空里的幽灵在活动。
《大厝雨暝》最后一句特别是像一首诗的结尾，阿嬷已经在里面十六年，这个时空跨度非常大。刚刚还在眼前，和外祖母面对她未来的墓地，然而现在又是世事沧桑、物是人非，孙女已经长大了，面对的是墓碑里的那个阿嬷。这一句一下跨越了至少二十年，让人感慨万端。
陈思：万莹的小说《出山》就是老人家的故事，油葱外公一直在跟时代浪潮搏击，被狠狠上了一课，但他鼓励自己的孙女要出去看更广大的世界。这是鼓浪屿很现代化的一面，它的很开放性的一面。非常推荐大家看那个小说。
看那个小说是给你一种面对外在不确定世界那个强大力量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力量感。万莹的小说里面很多细节是给我们一种生命教育，就像《出山》里面的生命教育，就像《夜海皇帝鱼》里的阿霞，就是玉兔妈。玉兔妈遭到了人生那么悲惨的事情，出去转了一圈，几乎要自寻短见了，站在悬崖上的时候，遇到一个当地人跟她讲遇到火灾怎么办。火烧过来，你在这里再点一捧火，烧过去，就没事了。
万莹的小说除了现代感之外，还有力量感在里面，我们生命中遇到太多时刻，迎面一堵火墙烧过来，你怎么办？玉兔妈说不要紧，我这里再点一把火，烧过去，就没事。这是这本小说给我特别大的启发。
“跟着人物走，而不是去决定她的命运。”
——龚万莹
龚万莹：我从小在一个欧式的建筑长大，我的奶奶有一点大小姐性格，“老娘有我的生活要享受”，她是不会帮忙带我的。我的小时候少有年长的老人陪伴身边，所以我需要这样一个梦，来补充我对于两代以上的记忆。
与此同时，因为我家里面的人非常热衷于考古，每一次我们吃饭好几桌，就会开始讲你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干嘛的，每次都往上数26代。因为我家里有太多老师了，每次要经历的不仅是生命教育，还有历史教育。我每次经过家里的时候，上面经常挂我曾祖父的照片，确实把这个细节用到了《大厝雨鸣》里面，我的曾祖父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戴瓜皮帽的，但那个时候的科举已经取消了。我的曾祖父也曾经来到北京学习，一百多年前，在北京的高等政法学堂。
我一直觉得我的身边好像有一个老人，又好像没有。包括那个老厝，我并不是住在闽南老厝，我可能是去到了英国工作，去到上海工作，突然在夏夜暴雨的气息中，我闻到那个味道，我突然间感觉我在虚空中看到一座闽南老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白日梦，就是我眼前看到的是你们，但脑中看到的另外一幅画面，而且是从上往下看，看到闽南老厝高处往下看的结构，里面有一个老人家旁边蹲着一个小孩。这座房子突然在脑中出现，我必须跟着它去观察，跟着它去走。
包括阿霞姨。当这样一个人出现之后，我就在虚构的岛屿世界里跟着她走，我是一直跟在她身边的人，而不是去决定她的命运。可能是这种感觉才促使我去写作的。
龚万莹：我觉得，写作者就是那个“好撒马利亚人”。因此我一直在思考，到底谁才是我们的邻舍（闽南语叫“厝边”）呢？现在我写作，我觉得愿意阅读我作品的人，就是我的邻舍。在这个时代，一个人依然愿意用他的灵魂和时间投入到故事中，那我也要把真正的灵魂和真诚的东西端出来，因为这是灵魂跟灵魂的相遇，这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事情，是不可轻看的。我觉得读的人和写的人就是真正的邻舍，这是一种非常亲近的行为，就是在灵魂对话。
杨庆祥：当代的文学以“向心”的写作为主，但我想强调的是一种“离心”的写作。我觉得呵护自己的私人生活，那个私人生活不仅仅是你现实的物质生活，也同时包括你的记忆、你的梦幻、你的幻觉、你的白日梦。我们怎么通过书写，把我们的白日梦、把我们的幻觉、把我们的寓言、把我们的预言写出来，比如你都不知道老房子会塌，但是你写到了。还有一种虚构，我们怎么把这样一种东西表达出来。它表达出来，恰恰是达到了最高的正义。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万莹的视角特别有意思，在“低”和“旁观”的视角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具有一种散点的力量。通过离心的叙述，当每个人都可以在小说里释放天性的时候，就是对这些人物最大的尊重，也同时建构了小说最大的丰富性，是很契合当代精神结构的视角。
“万莹的叙述形式是真平等，她把平等落实在视点上。”
——陈思
陈思：我们一般说这种平等感，常落实在内容而不是文学形式上。说作者“平等地看到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这常常不是真平等。只要叙述结构不对，还是中心化的叙述，就不是真平等。万莹的叙述形式是真平等，她把平等落实在视点上。
这本书每一篇小说叠加起来，慢慢透露出更多人物的暗面、信息。这才是对人物的平等和悲悯。作者不是权威，没有一下把人物看透了，而是落在叙述形式上，使你每读这本书后面的一篇小说，就会唤起你对前面一篇小说、人物的记忆，并且把它重新修改。这个阅读体验很妙，就是波光粼粼的。
“万莹的写法在艺术上构成了去中心化。她是意象型的写作，为当下写作注入一缕新鲜的空气。”
——张清华
张清华：她笔下善恶分明，但却以爱和宽释来看这个世界，万物有灵而相亲。万莹的写法和传统的戏剧性的故事化的写法不太一样，这在艺术上也构成了去中心，就是她是以意象作为小说的本位。如果给她归纳或者命名一个小说的类型的话，她是意象型的写作。这种写法最初在苏童早期的小说里是有的，是团块状而非线性。万莹的小说是由意象作为核心，然后生成一种诗意。这个诗意是裹携着大量的地方性的文化信息、南方的气味、气息。她用这样的新鲜感对当下的写作至少是贡献了一种心智，呈现出一种新的个体价值追求。
“南方一直是在历史关键时刻破局的重要方位。”
——杨庆祥
杨庆祥：在整个中国的更远前，尤其是现代以来，南方一直是在历史关键时刻破局的重要方位。文学有可能不仅仅是承担了文学的功能，它可能撕开一个小口子，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可能性。我一直觉得新南方比东北文艺复兴更重要。
朱天文就讲过失败者最后可能会赢得故事。这个特别有意思。历史的辩证法和文学的辩证法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说万莹是独具风格的新南方写作，你有你的新南方，黄锦树有黄锦树的新南方，黄锦树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但已经有了很多的可能性。
“大人在那边烧纸钱，我们在那边吃零食，零食就是祭品……生死之间非常巧妙的转化。我们既祭奠先人，也确认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
——陈思
陈思：刚才张老师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把万莹接入了从古代到现在的南方写作的谱系，包括与苏童早期意象化写作的对接。现代以来的很多福建作家，比如冰心、林语堂、许地山，也会受到福建地方文化影响，是杂糅而有生命感的，儒释道加基督教，互相之间不排斥。
我跟万莹童年最经常见面的时候就是扫墓的时候。大人在那边烧纸钱，我们在那边吃零食，零食就是祭品。等一下长辈们就说行了，祖先吃过了，你们吃。然后我们就坐在坟头，开始吃橘子、薯片、旺旺仙贝。生死之间非常巧妙的转化。我们既祭奠先人，也确认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就像《出山》《大厝雨暝》里面有地方性和生命感的托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