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人老底子说一人打瞌睡做梦，就说此人去苏州了，以前老师把课堂打瞌睡的同学叫醒，打趣说道，你苏州回来了啊。其中出处，原来杭城武林码头有来往苏杭客船，唤作天堂号，在船上宿一夜，就到苏州了。想来苏州出发，也宿一夜，就到杭州了，苏州人是否说打瞌睡做梦，也去杭州了，自己的臆想，笑谈而已。”——小风光读者翔哥
陈嘉映老师写过他从苏州到杭州的水路旅程：“我在1970年的时候曾经坐船从苏州到杭州，苏杭水路，除了候船室门口有一个电灯，否则那一水路你觉得跟唐宋更近，跟当代更远，那船一出小码头就进了芦苇荡，在芦苇荡里穿行进入主水道，四周没有一点灯光，仰头看星星、云。船工和乘船人都是当地人。这个变得太快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真的好像活了两三辈子似的。”
从杭州武林门码头乘船向北，可以到达拱宸桥码头，再往北，沿着这条京杭大运河可以通往苏州，苏州这个我以前住过的宁静之地，现在想到就觉得心痛。现在的苏州是带血的——胡友平的血。
小风光周六仅下午营业，读者翔哥这周六上午就到了，他坐在店后面的座椅，读从小风光之前买的《高仓正三苏州日记》，耳机里放苏州评弹。在店外看这本书看了两个小时，这是他缅怀胡友平的时刻。他说，“我专程上午来的，我不是等你们开门，我不是在等。”。这本苏州日记我之前读过，我说“我不记得这个日本小哥在苏州遭遇过袭击”，小宝说，“正因为当时是沦陷区，所以才没有这些袭击日本人的人。”
春天的时候，阿里园区门口的小路上到处开着花，今天是鸢尾花，过两天是樱花、金盏花，小宝教我认了好多种花。我很奇怪，这些花的花朵各式各样的，色彩鲜艳，但叶子很不好识别，没有很鲜明的色彩或特点。对于我这名植物学的初学者来说，这些盛开的花就是一种记号，当我听到这个花的名字，或者想到这个花的概念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它盛开的花朵。
我对苏州是有感情的，以前每想到苏州，想到的是我在苏州实实在在经历的事情，我在苏州的家，我们的时光，像外面的世界不存在，苏州的街巷，苏州的朋友。。。。。。但现在我再想起苏州，这个地方变得好沉重。
苏州的街巷
胡友平的血标记着苏州的历史，也标记着我们的国族史。胡友平的血是为正义而流，杀死胡友平的“爱国”者是要用他刀下的两个日本人：其中一位是女性，一位是小孩，还有阻拦他伤害车上的孩子的中国女性：胡友平，他用活人来祭祀他深信不移的民族仇恨叙事，他当然没种用自己的血来祭祀民族仇恨，不然他该选择一个比他粗壮的男人来作为刺杀对象。
仇恨的精神是需要一些食物来喂养的，这些食物的供应商，有爱国大V们，还有宣传机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人的脑子是得活在缸中，动弹不得，别人喂他什么他就吃什么，他的眼睛是盲的，耳朵听不到任何不一样的声音，他的脚步也是被锁链锁住的。也就是说，我不认为这位杀害胡友平的凶手是因为愚蠢——他愚蠢地被“爱国”与仇恨的叙事洗脑，而是因为他的恶。他不是缸中之脑，缸中之脑不是个人，但他是个人，他长着眼睛、耳朵、胳膊、腿，却放弃了思考的自由，选择被洗脑。
小区里有一户人家给院子门口种了一片薄荷，小宝说好奇怪哦，我说怎么了，小宝说，薄荷是一种侵略性植物，不能种在地上的，它们的根蔓延的很快，会把其他植物绞死。民族主义的根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比薄荷要养的好，以至于把一些人的人性都绞杀没了。害死胡友平，宣传机器、一些自发自主的“爱国”大V们与“爱国”群众们功不可没，现在有了一个新词来形容这些“爱国”群众，很贴切，叫爱国义和团。
有的人会说，有好的民族主义、有坏的民族主义，有温和民族主义有极端民族主义。但我要说，没有温和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精神的毒素，一切民族主义都在把人推向非人。全世界都发展过民族主义，不同在于，有的地方民族主义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有的则是从垃圾堆里把民族主义刨出来当宝藏，不是因为历史阶段不同，只在于其摒弃者与弘扬者的目的。
表面上看，民族主义们者们只是把人类根据民族进行了分类，实际上，他们是把人类根据种族分类出了人类与非人类两种。比如我们说日本人小日本，“小日本”一词倒不像是把日本人视为非人类，但加个小字，好像日本人就比中国人要个子低，或者日本人就都是小人之意。我们喜欢叫人家韩国人棒子，棒子或许是棒槌的雅称，我们既想叫人家棒槌，又不敢承认，所以就说是棒子，但无论如何，棒子不是人，我们已经单方面地把韩国人开除了人籍。儒家的话语体系里，喜欢把非汉族说成蛮夷，西人远来的时候，我们称呼他们为“偀狤猁”、“狒蘭西”。把其他民族贬低到非人类的境地的时候，杀戮其他人类就和杀戮牲畜没什么区别了，走到这一步，自己离非人类也就不远了。
胡友平的血不一定能唤醒民族主义者们的脑子与良心。当她奋不顾身用自己的生命守护车上的小孩的时候，她守护了自己的良心，她用自己的血为正义献身。
这位用胡友平的血来献祭自己的邪恶的男子。历史会留下他的姓名，他持刀杀害胡友平的时刻，不是邪恶战胜了正义，而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正义的人是敢于死去的，而鼠辈们活着也是苟延残喘。
李静老师写过一部剧，叫《戎夷之衣》，剧本收录于她的文集《我害怕生活》。这部剧讲了一个关于善与恶的极端故事。戎夷的故事最早写在《吕氏春秋》上，“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士衣哉？戎夷太息叹曰：嗟乎！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故事的结局是国士戎夷死、不肖人生。李静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故事，这个不肖人在穿着戎夷之衣活过来之后，还一路飞黄腾达了，当然他不是靠正经路子发达的，他率领着暴秦之师先是侵略其他弱小之国，后来又亲自领兵侵略自己的国家。而戎夷之所以夜晚来到鲁国城门外，正是要为鲁国提供抵抗秦国的防御图！
胡友平用生命守护道、守护人性，而杀死胡友平的岂止是这个男子一人，这个男子的身后是泛滥传播的仇恨思想、民族主义思想。每一部抗战神剧，“爱国”大V们都是幕后的主谋，每一位”爱国义和团“都是帮凶。胡友平死，”爱国义和团”们靠着人多，继续活。胡友平标记着官媒的集体沉默与“感动”浪潮，她给我们留下的是，对邪恶的防御图。
李静老师的这部戏的创作谈题目是《麦子落在盐碱地，又能如何？》
胡友平的血落在苏州，落在中国，或许能长出好的种子，或许这是块盐碱地，胡友平的血改造不了，至于这块地究竟是什么，取决于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你们想要一块什么样的土地。
为胡友平默哀。